今年8月，英国人黛安·布拉德女士在英国诺丁汉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，她将极力推动有关试管婴儿（又叫体外受精，简称IVF）一些法律条文的修改，以让有类似诉求的妇女能够不再有她这么坎坷的经历。原来她在通过“试管婴儿”成功得子之前，遭遇了一番波折。

布拉德是一名年轻的职业女性，在1995年，她的丈夫被细菌感染，而且病情很快恶化。医生表示，他恐怕来日无多了。布拉德随即提出了一个要求：能不能帮我，把他的精子提出来，我想给他生个孩子。

这个看起来并不过分的要求，但却违反了英国的法律，因为她丈夫当时已经昏迷不醒，根本不可能书面同意进行IVF生育，医生也只好无奈地拒绝了。然而，布拉德女士并没有放弃，她请求法院准许这项操作。最终，法官判定，鉴于情况紧急，允许医生取出她丈夫的精子冷冻保存，免得官司还没打完人已经去了。

不久之后，她丈夫就病逝了。她遂要求用取出来的精子进行IVF生育，这遭到了英国人类生殖与胚胎学管理委员会(HFEA)的强烈反对，认为这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：她并未获得精子主人的书面同意，即便那个人就是她的丈夫也不行。

于是，官司再次开打。从法律的角度说，HFEA的反对是有依据的；但从道德的角度而言，布拉德女士的请求无疑又是合情合理的，这官司一打就是两年。最终，法官权衡再三，作出了一个折中的判决：她可以将丈夫生前提取的精子带出英国，在其他国家(如罗马尼亚等法律较宽松的国家)完成怀孕。2000年，布拉德女士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，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

给人类繁衍带来革命性进步的人工辅助生育技术，即人们常说的试管婴儿技术，自出现以来常常面临着伦理和法律上的挑战和难题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科学家和外科医生们努力尝试体外受精的可能，即先提取出女方的卵细胞，在人体之外让之与精子结合(这也就是“试管婴儿”一词的由来)，再把受精卵重新置入子宫内，自然着床怀孕。目前，第一个由IVF技术辅助受孕并成功诞生的人，普遍认为是于1978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路易斯·布朗。布朗出生后身体健康，生理功能与普通人毫无差别，成年后还自然生育了一个儿子，证明IVF技术是个可靠、安全的技术。

从此，人工辅助生育技术不断发展，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。而精子的来源，也从最初必须由丈夫提供，扩大到可以由没有婚姻关系的志愿者捐献，这让一些有生理缺陷的男性也能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后代，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

当然，这就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和法律问题，谁也不想因为捐献过一次精子，就可能背上沉重的子女抚养义务。因此，各国法律都普遍规定，在合法、有资质的医疗机构，利用他人捐献的精子，通过IVF技术生下的子女，与该精子的提供者(也就是生物学上的父亲)没有任何法律关系；捐献者既不承担抚养义务，也不拥有监护权，即便日后一方死亡，也不发生财产继承关系。

同时，为了避免该技术被滥用，也为了维护人最基本的尊严与自由，一些国家的法律还特别强调，禁止在某人没有书面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用其精子进行IVF怀孕生子。

布拉德的案例并不是孤例。2008年，26岁的美军士兵戴恩·德汉罗在巴格达遭遇路边炸弹，不幸遇害。消息传回国内，他的妻子科内莎悲痛不已，并希望为他生一个孩子。她想到了IVF技术。尽管德汉罗生前从未同意过这么做，但出于对他们感情的尊重以及对烈士的缅怀，美军军医还是从德汉罗的遗体中提取到了一些精子并冷冻保藏，等科内莎赶到后郑重地转交给了她。

然而，这个情况非常特殊，如果是美国平民提出类似要求，同样会面临法律上的障碍。上面的两个案例，虽然并不常见，却对立法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问题，即在什么情况下，未经丈夫同意，允许妻子提取、使用他的精子实现怀孕、生育。如何在伦理与法律之间达到平衡，在维护法律严肃性与尊重合理诉求之间实现双赢，恐怕是我国立法者也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